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的智慧之光和生活之趣

《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收录了知名社会学家周晓虹教授撰写的部分书评、随笔、序与跋及讲演，以社会心理学为主线，力求在不同的主题中体察自身、洞悉人性、理解社会。虽不求精骛八极，但唯愿心游万仞，通过写作、阅读、翻译、讲演、讨论、访谈、田野、旅行怀念师长、感激友情、激励后学，以幽默、激扬之文字，饱沾坦诚、仁爱之深情。开篇（代序）托出个人生命史，随后遣上五辑35篇长文短篇，结语（跋）则以66之年的感悟与思考，道出重启新的人生的大梦宏愿。

《社会心理学家是一种生活方式》，周晓虹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女裙长短：经济与社会文化的风向标

研究或关注时尚的人都知道，周期性循环是时尚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不过，最能生动地反映时尚的这一特征，同时又能充分地表达其社会文化内涵的，恐怕并不是裤腿的粗细、“颂歌”的隐现、色彩的变换以及“马尾”的再度流行，而是女人裙子的长短兴替。美国服装心理学家伊丽莎白·赫洛克在论述服饰时尚的循环性周期变化时曾不无幽默地说：“关于裙子适当长度的争论持续了4000年之久，直到今天也未能解决，因为它一直在长短之间变化……”

更使人感兴趣的是，女裙不但始终处在长短变化之间，而且这种长短变化似乎也不是随意的。“经济繁荣时，女人裙子短；经济萧条时，女人裙子长”，在社会学家眼中并不是一句笑话。1970年，当半长裙开始呈现出要取代当时极为流行的超短裙的趋势时，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就曾认认真真地将半长裙的流行归因于证券行市的下跌。他这样写道：“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在萧条和衰退时期，决定社会的各种标准。而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在繁荣时期决定各种标准。”据此，奥斯特兰德尔推论，只要经济不能很快地复苏，半长裙就会流行下去。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可能像赫洛克所说，去论述4000年来女裙的长短变化，但谈论女裙在20世纪内的变化却不是太难的事。西方服装心理学家根据对近80年来女裙款式变化的资料分析发现，从1913年到1975年，女裙的长短大约经历了三个循环变化周期。具体一些说，1913年、1933年和1947年西方世界三次流行长裙，而1929年、1943年和1969年则三次流行短裙。

其实，女裙的长短变化不仅受到经济兴衰的影响，也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休戚相关。认真审视20世纪内女裙的长短变化，能够发现其间充满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与较量。显然，服装对人类来说并不单单是御寒或遮羞的物品，而且也是一种符号或文化象征。在男权主义的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抑造成了女性能够表现自己的领域是十分狭窄的，通过服饰打扮来体现自己有时甚至成了女性的唯一权利。这样，女性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通过着装来表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借助服装来反抗男性社会施予的压抑。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哲学家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曾以自己的女性敏感和隽永揭开了女性心理的这一奥秘：“打扮的社会意义，是允许女人以她个人的穿着方式来表达她对社会的态度。她若服从社会习俗惯例，那么她会穿得体面入时……反之，她若蔑视世俗，她的穿戴就可能标新立异了。”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短裙确实是女性寻求解放和摆脱男性束缚的一种象征。大面积的体肤暴露，寓意着女性欲图掌握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利。说简单一点，女性穿短裙不但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材，而且也是为了向世人宣告，穿多穿少是女人自己的事，这事既用不着男人操心，更用不着男人来做出合理与否的判定。这样一来，尽管许多人一再明说或暗示，短裙是街头粗俗女人的标志，是“笨伯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短裙不能自夸于堂皇的《阿宫第》”（一种高档的时尚杂志），甚至其合理性从未得到正式的承认，但这一切都“不足以阻碍它的普遍全球的胜利”。

当然，女子短裙的流行也经历了诸多起伏。从某种意义上说，女裙的长短变化不但是女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变动的结果，也是男女两性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结果。20世纪40年代初，当女子短裙十分盛行之际，它对旧的社会规范的冲击和蔑视，就几番引起了包括服装设计师在内的男性世界的惊慌。1947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克里斯汀·迪奥在巴黎的豪华沙龙里展示了他新设计的名为“新形象”的女子长裙。这一尝试一出现，立即遭到了欧美社会具有独立意识的上层妇女的反抗：英国妇女穿着夸张意味十足的“新形象装”，举着“迪奥先生，不许你张狂！”的标语牌示威游行；在美国，一位得克萨斯州的年轻女性带头成立了“刚过膝俱乐部”，作为反抗长裙运动的一部分。俱乐部的成员怀着像参加政治运动一样的热情，散发传单，搞宣言签名，并使自己的组织迅速扩大到其他城市，人员也很快增加到30万人。尽管后来在积极推广“新形象装”的服装设计师、生产厂家、经销商和广告制作人的联合阵线面前，这个俱乐部终告败北，但这些新女性们毕竟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意向和不可忽视的力量。

1963年，肯尼迪遇刺之后，两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激进分子开始毫无顾忌地向两性间的旧有规矩挑战。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时装设计师鲁迪·根赖希大胆地推出了裸胸的“上空泳装”，并因此使半裸体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时髦的社会风尚；紧接着，一贯保守的英国人在美国人的激励下，大出了一次他们已经很久未出过的风头。1965年，自称“要创造真正的20世纪时髦”的英国时装设计师玛丽·昆特，根据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壁画与雕塑中运动员的束腰带上得到的启发，设计了一种下摆高过膝盖15—20厘米的女裙，即后来人们所称的“迷你裙”（mini，英文为“微小”之意）。“迷你裙”的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这是明显的“胡闹行为”，它会使淑女们坐相不雅，做事不便；也有人斥责“这是侮辱女性的时装”“一种展现自己肉体的时装”；甚至连教皇保罗二世都愤然指责“迷你裙”会使人们误入歧途。但是，指责归指责，正是在一片指责声中，“迷你裙”从伦敦到巴黎，从罗马到纽约，迅速遍及整个世界，并且到了“60年代后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缩越短……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诱惑性”。“越少越好”，一时间几乎成了女性时髦的代名词。

相比而言，更富于戏剧性的恐怕不是“迷你裙”的出现，而是它在20世纪70年代的低落，以及新的一代女性为继续“拯救”这种短裙所做的努力。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美国1969年8月的“伍德斯托克事件”之后，西方社会的全面动荡进入尾声。社会的保守趋向，加之证券市场的不景气，使得一进入70年代，设计师们又开始考虑推出稍长的裙子。詹姆斯·加兰诺斯说：“加长是方向”；阿·辛普森说：“再会吧，大腿”；而利奥·纳杜奇则说：“妇女们现在肯定已准备改换模样了。”他们都深信，短裙或超短裙的末日就要到来。

但这次设计师们的算盘却打错了。几乎在他们刚刚谈出自己的打算的同时，从洛杉矶就传出了一片反抗声。当地的“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产委员会”的主席对记者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遮住我们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我们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选择。”反长裙少女会的成员游行时扛在肩头的标语上写着“市场必须继续供应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们中有些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另一些人则指责那些大腿已经失去性感的年长妇女不该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来。”

这一次，历史的天平开始倾向女性。20多年前“刚过膝俱乐部”的“悲剧”未再重演，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的预言也未能兑现。到了1970年的冬天，证券市场又出乎意料地回升了，时装工业对长裙的兴趣也随后急剧下降。《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市场调查发现，虽然有少数商店对经销半长式样信心十足，但大多数人承认这种式样已经遭到惨败。半长裙只占售出的裙子的20%左右，而到了年底穿这种裙子的妇女仅仅只有5%了。

长裙与短裙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种对峙和较量，也非常充分地体现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市场和社会生活中。从下面引述的这一时期日本报刊的一些标题中能够发现，推销长裙与维护短裙的都大有人在，在70年代初的几年里，这两种裙式确实处在一种胶着状态：

《长裙正在失宠》（《朝日新闻》1970年12月30日早刊20版）

《裙子长度的收敛》（《每日新闻》1971年1月1日早刊24版）《削价市场再降价——大长裙之死（即便超短裙也只有五年寿命）》（《每日新闻》1971年1月24日早刊17版）

《超短裙永在》（《朝日新闻》1974年1月8日早刊8版）

《30年代的复兴——长裙方显真正女性》（《朝日新闻》1974年2月27日早刊13版）

《再见，膝盖骨——流行长达十年的超短裙尾声》（《每日新闻》1974年3月7日晚刊3版）

这场较量的结局十分有趣。尽管大规模推行长裙的企图失败了，但它却引起了一种未曾预料的时装上的转变。《纽约时报》评论说，“半长裙实际上消灭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转眼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裤子，裤子、裤子、裤子！”年龄稍大的妇女购买整套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起和超短裙一样短的短裤，一样把膝盖露在外面。一开始人们将这种短裤称作“凉裤”，但对女性心理更为了解的《妇女时装日报》却把它叫作“热裤”。刹那间，这名字就流行开来了……